自去年12月底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小学教育国际会议后，我对基于项目学习这个名词不再陌生。会议主办方把“桥”定为项目学习的对象，鼓励参会小学在自己学校中联合教师、家长、学生、社区等教育共同体，整合学科资源，对桥进行研究。在北京与各校教师讨论如何研究桥时，桥之画、桥之文、桥之歌、桥之手工作品等与桥相关的表现形式头脑风暴式地刻入我们的大脑。因正值寒假，我们特意发出寒假桥研究倡议书，从多元智能角度，将人发展所必需的七种智能与桥的研究相结合。如在桥研究与发展运动智能的坐标系中，我们建议孩子多多走桥；在桥研究与发展艺术智能的坐标系中，我们建议孩子通过黑白画、剪报、沙画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现桥。

为了让孩子和家长对桥活动理解得更透彻，我们面向家长做了四场讲座，也面向我们的孩子进行说明。寒假开始前，桥项目组制定了寒假桥作业评价标准，每周根据标准对各班上交桥作品评分，看到孩子们和家长在寒假中共同制作桥、在旅游时关注桥、走桥、画桥，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学校中桥的研究氛围高涨，学生参与度很高，桥项目做得很成功，但事实绝非如此。

寒假结束后，孩子们带来各式各样手工制作的桥以及其他与桥有关的作品，我们的楼梯拐角完全摆满后，又在学校体育馆一个都不少地展出，并邀请教育共同体中的家长前来参观。孩子们寒假动手制作桥、画桥、拍桥，首先对桥有了初步的认识。孩子们在做桥时，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运用了数学、科学、美术等知识，符合我们所认识的孩子在学习中整合学科资源，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基于项目的学习正在发生，但事实绝非如此。

如果我们将学校桥的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寒假孩子和家长们所提交的桥作品则是第一阶段。当几百件形式各异的桥作品在学校楼梯拐角处展出，引来家长和前来参观学校的人员啧啧赞叹之后，桥项目又该往何处走呢？整个桥项目组的工作陷入停滞。即使在后期我们试图以班级为单位，小范围地从美术、数学、口述家史、写作四个方面展开对桥的研究，结果都不尽人意。“桥项目推不动了。”这是桥项目组成员反复提到的一句话。以桥为研究对象，打破学科间壁垒，整合学科资源优势，促进学生有意义学习的发生，是这次活动的宗旨，但为何在推动时从桥项目组到班主任、学科教师、学生、家长，都有深深地疲倦感与无趣感？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参加在重庆巴蜀小学举行的第二届小学教育会议时，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桥会议的最后两天，是面向教师的基于项目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工作坊。我们如小学生般，在有丰富PBL经验的美国教师指导下，亲身体验了一番PBL学习。在体验中，我知道何为真正的PBL，而之前在学校中推动的桥研究，不过是伪PBL。

教师工作坊一开始，我与两位来自重庆、海安的老师以及在美国高中任教、有丰富PBL教学经验的Janice组队，共同完成任务。任务开始前，我们先组内破冰（ice-breaking）。每个人为组员展示一张与自己有关的照片，并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破冰带来的是融洽自然的组员关系。之后，我们接到一张初始文件，这个文件描述了此次任务的要求：一位游览者要徒步到重庆的一座桥上游览，请帮忙制作一个能在手机上阅读的旅游攻略，这份攻略包括桥的工程信息、历史、三处停留点、到达方式以及其他有趣的内容等。当我们阅读这一任务时，Janice建议我们划出任务中的关键词。事实证明这一步非常重要，当指导教师要求我们在白纸上写下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时，我们非常轻松地将划出的关键词填在“已知信息”栏中。对于研究哪座桥，小组内来自重庆的老师非常给力。在考虑研究可行性、研究对象价值性等因素后，我们选定的研究对象是重庆巴蜀小学附近的石板坡长江大桥。下一步我们需要填写的内容是“need to know”（需要知道的信息）以及“next step”（下一步该如何做）。此时，指导教师又给我们发放了一份非常重要的评价量规（rubric），此量规分两栏，一栏是研究要达到最低限度的标准，一栏是研究到达优秀的标准。这份量规是一份标准参照，既对我们的研究进行指导，也是教师评价我们的唯一工具。填写“需要知道”一栏时，我们将能在网上搜集以及必须到现场拍摄、测量的内容进行划分，并填写下一步要做的工作。之后我们进行小组分工，一位组员留下做PPT，在网络上搜集与石板坡长江大桥有关的资料，而我和来自重庆的老师则将启程前往石板坡长江大桥。

因搭乘顺风车，我们很快到达目的地。在大桥上，我们共做了四类工作。一是用科学的方法测量大桥的长度，二是采访路上的行人，谈谈他与桥的故事，三是在桥上选取三处停留点，作为推荐给游客的桥上最佳观赏点，四是搜集桥周边的服务信息，如公交站牌、卫生间、休息处等，以方便旅客出行。首先，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测量大桥长度，一是测量一个桥围栏的长度（用米尺测量），再数桥围栏的数量。二是测桥上路灯间的距离（用步长*时间测量），再数路灯的数量。采访桥上行人时，我们采访到了来自大山里的清洁阿姨、每天往返大桥上下班的打工小哥以及手持单反相机拍摄桥风景的文艺青年。因为有了故事、有了情感，这座桥不再冷冰冰，而是有了温度。我们选取桥头、桥中与桥尾作为三处停留点，并拍摄了在不同观赏点看到的桥的风景。在搜集桥周边服务信息时，我们以拍照为主，但实践证明照片的说服力远不如视频有效。

我们带着素材与海安老师汇合，快马加鞭整合素材，制作PPT。Janice时常会来问我们工作的进度，我们已完成的工作，她会在量规表上打勾，未完成的工作则会划圈。在她的指导下，我们又发现了研究中的误区，及时调整纠正。第二天中午2点钟，我们完成石板坡长江大桥徒步旅游攻略PPT，与另一个小组结对，在Janice的指导下，陈述制作内容，并使用“我喜欢”和“我认为”的方式评价对方小组成果。最后，为期两天的工作坊在“bridge over trouble water”的音乐声中结束，当大屏幕上播放着各组的工作照时，我内心盘旋已久的疑问也终于找到答案。

PBL的发生永远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非为了研究而研究。在我们体验的PBL中，我们的任务是为游客制作一个徒步旅游桥的攻略。因为有了具体实际合理的任务要求，我们忘记自己是在学习，而如一个个任务闯关者，想尽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数学测量知识、文字能力、摄影能力、组织信息能力、制作PPT的能力、与人沟通能力、小组协作能力都无声无痕地整合其中。学习的发生变得非常自然，没有教师的逼迫，没有教师生硬地要求我们整合学科知识，没有教师不合时宜地干预。再反思我们之前做的桥项目，因为没有结合学科要求、学生兴趣以及桥自身的特点设计出一个优秀的学习任务，孩子们所做的桥研究生硬、碎片化，最终产生项目推不动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

PBL倡导学习者通过实地考察、测量的方式获取数据。在完成为徒步旅行者制作桥旅游攻略的任务中，我们需要获得桥的长度、到达三个停留点所用时间等数据信息。看到这一任务要求，我们小组组员在“下一步如何解决”这一栏填写的是“通过百度搜索大桥长度、通过手表计时到达每个观测点需要的时间”。是啊，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此轻松的解决问题方式，我们甚至认为这样的问题太小儿科。当Janice询问我们是否知道如何测量到达三个停留点的时间时，我们自信地说出以上方法，但Janice提醒我们，量规要求用实验的方法获得以上信息，而非直接通过计时工具或百度搜索获得。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有那么重要吗？只要能在规定时间内获得任务中要求的信息不就OK吗？当我们真正走到大桥，用数学方法测量大桥的长度时，我们才明白，如果通过百度搜索或者计时，我们得到只是没有经过思考的前人结论。而使用科学的测量方法，运用速度*时间=距离这一中国小学生都会的数学关系计算大桥的长度以及到达每个停留点的时间，才是真正将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当我们再次看到用实际测量的数据和数学关系算出的大桥长度时，我们对这个数字的认识与感情则不同于百度上搜索的冷冰冰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中包含有我们测量、计算、验证等科学过程。我不禁为之前所写的“在百度上搜索”的答案感到羞愧，当中国的学生在死记硬背前人结论的学习中成长起来时，美国的学生从小就会运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知识，而不是照搬前人的知识，这也是美国人比我们更有创造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PBL的量规是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标准。看到PBL的量规，再次让我感叹学习是一门科学，评价学生的学习更是一门科学。若评价中掺杂了教师的随意发挥、个人感情，评价则变得毫无意义。在指导教师给我的这份量规中，科学地分成基本标准栏和优秀标准栏，这也为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与学习能力弱的孩子提供了发挥空间。教师在给予学生指导时，使用的是这份量规，最终评价学生的作品时，依然使用这份量规。学生在完成任务时，也不断参照量规的标准，一旦走错方向，则立马调整。正因为量规的科学性与唯一性，才使得评价可操作性强，对学生的学习指导意义不打折扣。

只有做过学生，体验过PBL学习，才知道有意义学习如何发生，才了解之前理解的PBL学习多么稚嫩、浅薄，才理解孩子、家长、教师的疲于应付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真正的PBL学习，一定是经学科、学生兴趣、社会背景三者有效融合后制定出的学习任务，一定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一定有科学的量规，一定在任务完成中整合各种知识，任务完成好坏一定考察的是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小组合作的能力。

不论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如何变换，只要掌握了PBL学习的关键要素，有意义学习的发生是水到渠成之事，期待我们的孩子能真正享受到PBL学习的快乐。